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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

  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

  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

  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

  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

2 thoughts on “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
  • 陶妙如说道:

    鲁迅谈《阿Q正传》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公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哪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忽然想到》)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A.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我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几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过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搞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栓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观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两种。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马》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1926年)十二月三日,在厦

       (《阿Q正传的成因》)

      顷奉到五日来信,谨悉种种。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作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

      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

      (1930年10月1

       摘自给王乔南的信,《鲁迅书简》页249。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

      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书,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问题——

      二,阿Q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讽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地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答〈戏〉周刊编者信》)

      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Q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寄〈戏〉周刊编者信》)

  • 陶妙如说道: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现代中国的灵魂。他的精神、他强烈的生命意识、他的作品及其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警醒着一代代中国人。《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鲁迅用犀利的笔法彰显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与强烈的使命意识、内向抑郁的气质与浓厚的孤独意识,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一、鲁迅的个性气质及生命意识

    人的个性气质及生命意识的形成与其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密不可分。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他13岁时,祖父因科场案下狱,不久父亲病逝,迫于生计,他随母亲到绍兴乡下皇甫庄舅父家避难,被视为乞食者。在家道中落的过程中,他目睹族人之间的倾轧,饱尝了世态炎凉。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可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此后他对社会人生总是一种阴郁的把握方式。然而从野孩群中获得的那种“野兽性”[2]又偏偏使他不向黑暗势力和封建礼教低头,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使一种鲜为人知的惆怅与悒郁、痛苦与悲伤的孤独情绪油然而生。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际遇给鲁迅留下了寂寞与孤独的精神印记。[3]后留学日本,在异域受到的白眼和轻蔑,尤其是“幻灯片事件”使这位来自贫弱中国的留学生亲自体验了民族歧视的耻辱,这一切在鲁迅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对叔本华、尼采悲观主义哲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加强了他精神中的寂寞与孤独。

    鲁迅出生没落大家,从小受到包括儒家正统文化及佛、道等非正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大量阅读了西欧近代文学、哲学、自然科学著作,又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识与超人学说、基尔凯郭尔、施蒂纳的非理性主义对孤独个体生命形态的体认。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鲁迅深感中国改革之难,对中国的认识更加透彻,深刻思考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鲁迅的个性气质是多元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既刚强固执,又深沉坚韧;既内省自觉,又机敏多疑;既内向抑郁,又开朗热情。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加以其博大的爱心(爱祖国、爱民族、爱大众、爱亲人)进而使其产生极强的使命意识;其内向抑郁的气质使其产生强烈的孤独意识。多元复杂的个性气质融于一体,且伴随着鲁迅的内心冲突,使他“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的孤独悲凉”“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而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4],构成了鲁迅独特的个性气质,也培养了他以复杂、深邃的眼光观察和体验世界的能力。

    二、充盈于《阿Q正传》中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阿Q正传》中,通过阿Q及其周围人物的塑造,作者表现出其改造“国民性”和反封建的思想观念,这其中透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强烈的否定性特征和深刻的悲剧性意识。

    铭心刻骨的童年经历、惊心动魄的感性经验、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影响与内省自觉、坚韧深刻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形成鲁迅“立人”、“兴国”的理想和自觉意识。鲁迅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了在精神领域以身报国的方式,终生在精神领域进行国民灵魂改造的工作。[6]他认为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改造,新的社会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为改造民族精神,他执着地把自己的文学与思想情感紧紧和变革现实连在一起,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以批判国人之“国民性”,以期改造“国民性”,阿Q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阿Q乃一个赤贫的雇农,无房无地,以帮人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其赖以自慰甚至是赖以生存的精神胜利法:他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他从不正视现实,而是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自慰、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妙法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精神胜利法的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主体意识迷失在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中,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只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群”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阿Q的精神胜利法乃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反映,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异族统治、战争动荡、思想的极端束缚是其产生的土壤,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周作人先生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象神话里的‘众赐’(Pandro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取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8]鲁迅为阿Q作传,目的就在于以冷静的思考理性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的负面,医治国人灵魂。

    作者不仅塑造了阿Q的形象,而且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另一类“国民性”的人物群像:看客。他们张着嘴去看杀人,用眼睛去咬阿Q的灵魂,议论枪毙并无杀头好看。他们是饱受中国封建文化束缚和毒化的中国的民众,他们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麻木愚昧而不觉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只报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凶残。他们通过对个人的教化和对异已者的迫害来维护封建旧秩序、旧伦理的基本规范,与统治者共同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大团圆”结局说明人民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心痛。他要“呐喊”,他要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9]

    同时,鲁迅将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脱离群众的畸形革命始终是不能得到群众理解的,是没有基础的,必然走向失败的,是挽救不了中国沦为烈殖民地命运的,也不可能解放人民大众。

    阿Q的形象在表层上原型来自于鲁迅的故乡绍兴,或是同乡,或是远亲,在深层上则是作者对人类精神现象和中国人精神特征的理性探索伴随着活生生的原型一起升华、熔铸成的不朽艺术典型,是作家个性气质和生命意识的隐现。

    三、弥漫于《阿Q正传》中的浓郁的孤独意识

    鲁迅内向抑郁气质和孤独意识激发的是他改造现实、批判黑暗的理性激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10]这在《阿Q 正传》中体现为“抗争”和“死亡”。

    阿Q并不完全安于被欺凌的命运,当革命到来时,他从被剥削者的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他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来……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然而,革命并没有接受阿Q ,反而让阿Q最终走上了断头台,革命燃起了阿Q心中的希望之火,却又将希望变成了绝望。鲁迅以阿Q的死指向“绝望的反抗”,反抗社会,更是反抗自身:在阿Q无家可归的孤独中,在阿Q寻找归宿的努力中,在阿Q的生的困恼中,在阿Q面临死亡的恐惧中,在阿Q临刑的幻觉中,……我们发现那惶惑、不安、恐惧、孤独、绝望并不仅仅属于阿Q,而是属于那颗终于并不能超然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无情否定,不又是作家对灵魂中的 “阿Q生存的世界”的“抗争”吗?

    阿Q抗争了,却最终被挂着“革命党”牌子的“长衫人物”送上了断头台。阿Q的被砍头还因为阿Q的委琐、怯懦、无能、可笑的表现而被看客们视为一出“他们多半不满足”的“不佳”的滑稽剧。阿Q被枪毙了,他因为希冀改变自身命运的自发抗争而死了,而和他有着同样命运、同样精神的看客们却是如此评价:未庄人“自然都说阿Q坏”,他的“枪毙便是坏的证据。”“城里舆论则不佳”,他们不仅因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还因阿Q“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害他们白跟一趟而不满足。阿Q死了,从肉体、从精神上俱亡了,而那些看客们,肉体虽然还在世上行走,精神和灵魂却和阿Q一样,早已被“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剥夺了。这一些让鲁迅感到处在黑暗势力的包围中,那时的中国好比铁屋子,昏睡的人民难以走出,所以他要进行呐喊,对旧社会与旧势力作绝望的抗战。也正如此,在1925年为俄译本《阿Q正传》作的序中,鲁迅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观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来,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性。”[11]

    鲁迅就如“过客”,“明知面是坟而偏要走。”鲁迅的呐喊、反抗并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终生呼啸地战斗在精神领域,他孤寂在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与社会、与群众自然有距离。他作为一个“孤异的个人”,“向庸众开战”,常常感到有“独战的悲哀”,自己陷入孤独与痛苦之中,眼见群体生命的麻木,他要“呐喊”,要唤醒人民去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虽然鲁迅也知道,这种反抗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但这仍是对国民性中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他仍然要象“过客”一样,昂起头颅,奋然微量前走去,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他那倔傲而又孤独寂寞的身影。

    注释:

    [1]《<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P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2]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P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3]季玢.略论鲁迅与嵇康孤独意识的异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8,6(2)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P107-108.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5]《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P19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6]陈健.英雄情结与孤独意识——梁启超与鲁迅精神特征的比较研究.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5,1

    [7]《两地书.第一集.北京》,《鲁迅全集》第十一卷P3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8]姜德明主编,黄乔生选编.周作人书话.P179-18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9]《<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P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10]《两地书.第一集.北京》,《鲁迅全集》第十一卷P20-2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1]《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七卷P8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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