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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必仁且智”、“美道慎行”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人。董仲舒生活在大一统的汉初时期。他以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教政策奠定了基础,发展了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一时声名显赫,“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教育心理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建构而成的。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被后世公认为性三品论的“始作俑者”。并且认为圣人之性不须教,斗筲之性无法教,中民之性应当教。最后一点是董仲舒重视教育的核心思想。性与教相结合,只有“继天而成于外”(《深察名号》),才能培养出善性这块“合金”来。董仲舒把德育过程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或环节。提倡“必仁且智”、“安人正我”、“重志贵意”等等。特别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提出“事在强勉”,强勉努力才能修行成才。他的仁智统一论、“爱人”与“正己”论,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有实践价值,与现代认知学派的德育统一论有不少相合的地方,至今仍熠熠发光。

 正文:[原文]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草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释读]给人性定善恶之名,不能以上性,也不能以下性,只能以中性来确定。人性如同茧,如同卵,卵须经孵化才能成为雏,茧须缫才能抽出丝,人性须经教育才能善,这是上天所赋予的本质。上天降下众生,人性中含有善良之质却未能善良,于是又确立君以教导他们向善,这是天意。民众从上天那儿接受了不能称其为善的本性,又在君这里接受了形成善的教育,君是以秉承天意成就人性为责任的。董仲舒将人性作了上中下三等的划分。他所谓的“圣人之性”是指那些纯善而无恶的人;“斗筲之性”是指其性中善质之小可用斗筲称量的小人;“中民之性”是指天性中善恶混杂,通过教化而可为善的人。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上属于“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的都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属于“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的“中民之性”。性本不一,所以需要后天的教化。在董仲舒看来,人性中诚然有善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性是善的。这就像禾虽出米,而禾未谓米,茧能缫丝,而茧不可谓丝一样。所以人天性中的善因和后天的教化相结合,人性才能成善。

 [原文]仁而不知(智),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释读]只有仁德而无智慧,那么在施爱于人时,都不知分辨好坏;智慧而无仁德,那么智慧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仁者怀抱仁爱感化别人,智者利用自己的智慧辨析利害。这里的意思是说,仁与智具有辩证的关系,只有“必仁且智”,仁智统一,才能使人养成完美的人格。关于仁智统一的思想,董仲舒还以“操利兵”、“乘良马”的生动比喻,作了更鞭辟入里的分析。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狂而操利兵”,干出坏事来;同样,没有智,只有仁,也会如“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  [原文]    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争夺,稽而勿苦,省其所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春秋繁露·玉杯》)

 [释读]于施教的老师,既要使他所传授的理论十分完美,又要慎重于自己的行为;要依据学生的情形确定教育时机的早晚、教育内容的多少和教育进度的快慢;要激励学生,但不要使他们感到急迫;要考核学生,但不要使他们感到苦恼;要考查学生的日常行为,在他最擅长的方面成就他,所以,费力少而成功多,这就是圣人的教化,我赞成这种方法。董仲舒直接讨论教师心理思想问题的言论极少,但他在这里写的一段话是很有价值的。他对教师提出了综合性效应的要求,即“圣化”之功,而所谓“圣化”,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艺术上的修养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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