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 怎样修炼领导力？——丹勋影响录（红色简史）学生版
【仲勋教育】
习近平儿时穿着的衣服,不但补丁摞补丁,而且多是兄弟姐妹辗转相传下来的。“尽管声明过“绝对不干”,但他也不得不穿姐姐的“花衣服、花鞋子”。“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摘自《我与习仲勋》齐心著
习仲勋
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这是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之后，毛泽东主席对习仲勋说的话。
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称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的亲属去给薄一波拜年祝福时，薄一波就回忆叙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许:“炉火纯青”。
——那是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
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内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青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
【易经理论】
易经，乾卦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上九：亢龙有悔。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三：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潜龙勿用。
乾卦提出的问题：怎样当最高领导人。
取自然现象为例：乾为天。龙从水中、地上到半空至高空，成长变化的规律。
建议方法：自我完善，止于至善。
Qian represents heaven.
Subject: How to be a top leader
Example taken from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The dragon lies hidden in the waters, frolics on the land, seeming to leap up, but still in the deep, flies and soars aloft. This is how dragons grow.
Advice: Always aim high, constantly strive for self-perfection, and rest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
——选自《最美易经》
—————————————————–
【妙如感悟】
五人成功说
六步登峰记
——————————————————
【学生足迹】
这，是您不朽的绝唱——沉痛悼唁胡遂先生 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明并日月，化行若神。
[资料：习仲勋的遗产——位中共高官的自我修养]
大约是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正在中南海散步的习仲勋突然转过头来对同伴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这是关于习仲勋的一个被反复记起的场景。
5月24日,这名抗战功臣、文革中的受害者、卓有建树的广东省前省委书记以及敢作敢为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辞世已整整10年,人们仍然会念及他的人格和政治遗产。
在文革前后经历了16年人生低潮后,他东山再起,成了主持改革的风头人物。他是一名尊重事物复杂性的政治家,一位自称从没向“左”的错误低头的领袖人物。他耿直,关键时刻不肯委曲求全,留下过几次发火或拍桌子的记录;他不乏幽默感,曾要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出现“撒尿”这种俗话;他有主见,也愿意承认犯过的错误。总之,他具有不凡的个人魅力。在去世10年后人们想起他,会想起一个面对跌宕环境仍保持人格一致的人,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影响中国进程的中共元老。
当然,人们也会想起一个爱好麻将,和高龄民主人士、老战友打牌时眼疾手快,常在已经打出的牌里偷摸出一张然后大声喊道“和了”的老顽童。
他历来是“左”的路线的批判者,并为此受过不少苦,一度被他参与建设的体制踢出,成为一个改造者,却从不肯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违心逢迎。后来,他多次面对动荡,都遵从内心。这些吉光片羽让人反复惦念,无异于成为他最值得重视的财富。
人们翻检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时,免不了记起许多这样的例子。文革开始时,他的身份已经变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红卫兵前来揪斗,为防止维护他的工人与对方发生冲突,这名饱受委屈的昔日高官转过身对工人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
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然后被推上卡车,带到西安批斗。被批斗完,要离开西安时,他说:既然我已经来了,就让我吃碗臊子面吧。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经常要面对的困境:在坚守原则与体谅他人之间挣扎。当人们时隔多年重新谈论他时,这都是首先会被想起的事情。
有一些经常被引用的评价,能部分概括习仲勋留下的这类正能量。
“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秦川说。
这段话被记录进《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一文中。这是他遗产的一种留存方式。
对于上纲上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运动,习仲勋并不缺少直接碰撞的体验。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极力避免制造或介入此类悲剧。
接近习仲勋的人士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感受,在数次政治运动中,习仲勋保护过很多人,但除了极少数情况,并未听说他跟谁过不去。
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马永顺清楚这些。1959年,马永顺和另外两位同志受习仲勋委托到甘肃解决缺粮问题。回来后,政治风向大变,反“右”倾运动席卷而来。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借此向习仲勋告状,说马永顺等人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肃接受批判。
这件事被习仲勋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时,他才将此事告诉马永顺。
不仅不整人,他对整过自己的人也不记仇、不报复。一件由长子习正宁讲述的往事是,习仲勋获得平反后,有一个在文革期间揭发他“反党”罪行的人写信向他求助。习仲勋不计前嫌,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他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写这样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检讨。他悔恨了他的过去之后,恢复了对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这封信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习仲勋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习仲勋性格里有绵软、宽厚的一面,但并不缺少执着、硬朗。当他在1942年写给中央的信中,斥责当时由康生主持的“挽救失足者”运动荒唐可笑时,他终又变成了那个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热血战士。
担任全党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宣称:“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特务,延安成了特务市场……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底下滚来滚去。”但习仲勋很快就看到了这场运动的不堪—起初,运动只是发动群众坦白、检举,后来干脆搞起了“逼、供、信”,只要女同志长得漂亮一点,就被臆断成特务,搞得到处人心惶惶。
习仲勋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他抵制了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被中央停止。
习仲勋是那种害怕党的政策被一只“左手”强力垄断的人。1947年冬天,这只强大的“左手”让解放区广泛进行的土地改革激进过了头,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土地平分了,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也成了土改对象,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被拉出来斗争。这只“左手”甚至将在新政权中任职、家中缺乏劳力的公教人员也定成地主、富农。
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给中央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而这不过是他与“左”倾路线对抗的一生中的一个小例子。
这样的片段还有很多。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他是受周恩来委派前往的),在甘肃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忍不住又批评起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他说出这番尖刻批评的时候,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大跃进一道,正被奉为“三面红旗”,“左”的思想在全国正占着统治地位。这股直面权威的勇气,他囫囵地坚持到政治生涯最后一刻。
尽管时隔多年,但他为官时遵循的一些理念仍然极富现实意义。
在习仲勋原本的人生轨迹里,做官似乎不是上上之选。“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跟子女追忆过往时,习仲勋常常这么说,然后转述他父亲的金玉良言:“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图,为人狡诈。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
他知恩图报,不管对象是谁。1930年,为了征兵,他寄身在一家饭馆做帮工,结果这份恩情被他记到了1950年,他给老板写信,问对方有什么困难,然后汇钱帮着建了座四合院。到1979年,又托人给他治病。
与此相仿,他留下的形象也因坐在水库边和工人聊天这种小细节而更加丰满。
他常年身处最高层政治,但并没有离开地面—他不怕在给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出现什么粗俗字眼儿。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当地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习仲勋决定专题向党中央汇报,让秘书起草报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不过,在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他却皱起了眉头,因为有一些生动的例子并没有写上去。秘书对此也很为难,觉得“这样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举”。
让秘书感到尴尬的事例包括: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于是有人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有人反映,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说完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习仲勋承认这两个例子有欠妥之处,但他坚持诙谐的故事既能反映现实,又有说服力。最终,这份带着“老蒋”和“尿”等内容的报告被上交给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相关部门加以解决。
习仲勋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搞过学运,拉过队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层生活的活力。他交代下属要时常到大街上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上世纪80年代,他主政广东,能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但他对此并不满足,常让秘书贾延岩外出收集、抄写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
一天,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人贴出的大字报吸引,理由是其中描述了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出于同情和义愤,这位秘书私下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直接申诉,结果招来同事的非议,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影响多不好”。
反倒是习仲勋鼓励他:“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很多年过去后,习仲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也留存在他的此类引语中。又一次,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还有人无力完成购买国债的任务而投井自杀。他拍案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教训正在于此。”
这些见识与他的人格张力,正是10年后的今天,他被人们怀念的最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UN636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此材料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范新民、张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领导力
是有必要
不过似乎我没有
哈哈
做一个有领导力的人是很有必要的，感谢老师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