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温暖的教育

语文教学

优美的汉字 资料

编写意图

一、从整体上了解汉字,了解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底蕴。 二、积累并梳理汉字的起源、形体、构成、文化等知识。 三、尝试以做课题的形式,进行研究性学习。

教学建议

 一、中国人学习语文,首先就必须了解和掌握汉字。本单元涉及大量汉字的相关知识,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有关资料。如条件允许,可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甲骨文、金文、篆文等。

二、教学中要注意课堂上的研讨与交流,可要求学生在课前查找相关资料。在学习汉字形体演变、六书时,要求学生在梳理、体悟具体可感的、有代表性的汉字过程中去掌握。

 三、在“课外延伸”中要求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写出文章。这项学习任务不是一两节课所能完成的,可以给学生1~2周的时间,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可参照“有关资料”中的“参考书目”),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搜集、整理资料,整理出学习成果。

 有关资料

一、汉字寻根(周有光) 人要寻根,字也要寻根。 50年代,考古学者发掘出五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其中彩陶上有分散的几十个刻划符号。有人认为这或许是甲骨文的祖先。 70年代,考古学者又发掘出六千年前的临潼“姜寨遗址”,其中彩陶上有分散的刻划符号102处之多。又有人认为这或许是甲骨文的祖先。 汉字与岩画同出一源。有的字形与岩画相同。有的字形与岩画相似。岩画是汉字的父母。中国各地逐渐发现了不少岩画。岩画的历史大约有一万年。汉字的历史从甲骨文算起大约有3300年。 岩画以圆圈代表太阳,与甲骨文相同。岩画以月牙代表月亮,与甲骨文相同。岩画中的“弓”,与甲骨文相同。岩画中的“田”(土地),与甲骨文相似。岩画中画的动物,有全身,有半身,有直立,有蹲坐,有侧面,四足只画两足,扩张具有特点的部分,如马有长脸和长鬃,虎有大嘴和利齿,诸如此类的手法,跟甲骨文完全一样。岩画的雕刻技法,跟甲骨文和金文也极为相似。 岩画以象形为主,指事为副。指事例如,数目用线条表示,有些图形上加上了小的标记。这些方法,也是原始文字的创造方法。 (选自《语文闲谈》,三联书店1997年版)

二、白水县仓颉庙(王利) 在陕西省白水县东北30公里处,有座雄伟壮丽的古建筑,这就是仓颉庙。作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仓颉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历代都重视修葺和保护,仓颉庙基本上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经过多次重大维修。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白水县阳武村人,享年110岁,为轩辕黄帝左史官。我国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 传说他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震惊尘寰,堪称人文始祖。黄帝感他功绩过人,乃赐以“仓”(倉)姓,意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玉皇大帝也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以慰劳圣功。仓颉去世后,当地百姓在其墓葬处修有庙宇,并将这里的村庄取名为“史官村”。 今日之仓颉庙,坐北面南;北临黄龙山、南望洛河水。庙内建筑高大宏伟,庄重古朴。主体建筑包括照壁、三门、献殿、报厅、正殿、后殿、墓园等。附属建筑包括东西厢房、钟楼和鼓楼,左右耳房、东西戏房戏楼等。 值得一提的是,仓颉庙的三门,它是庙内惟一的叠式建筑,下层内涵四窑洞,外开明三门;上层是门楼、南北两面为雕花木制檐屏通风采光。紧贴三门建有两座戏楼,这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祠庙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庙内原有碑石多块,今存碑16通,尤以《仓圣鸟迹书碑》最为珍贵。该碑立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碑面所镌28字由白水知县梁善长摹写。这28字相传为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之本形。字形若图若画,不易辨认。好在上海书店1984年翻印的宋代王著《淳化阁帖》已经破译为:“戊巳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X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 鲁迅曾对仓颉造字这一史实,作过精辟的论述,意即文字非一人独创,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以仓颉为杰出代表的汉文字创造者,终于终结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后世誉之为“文字初祖”,中国古代“四大创造之一”,实乃当之无愧。 (选自2002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三、关于汉字的构成 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占2724%。《说文》小篆中占8739%。宋代楷书中超过90%。 (选自王宁《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 清代王筠统计:《说文》9353字中,形声字占82%(7697字),其余18%是会意字(1653字),象形字(264字),指事字(129字)以及转注字、假借字。 (选自《语文闲谈》)

四、关于汉字文化

从文字字形来看,今天世界分为五大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代表儒学文化和后来的佛教文化,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国,以及以华语作为民族语言之一的新加坡。 印度字母文化圈,代表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包括印度、孟加拉、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老挝、柬埔寨等。 阿拉伯字母文化圈,代表伊斯兰教文化,包括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以及信伊斯兰教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伊朗、巴基斯坦等)。 斯拉夫字母文化圈,代表东正教文化,包括俄罗斯、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一半)、外蒙古等。 拉丁字母文化圈,代表天主教(以及新教各派)文化,后来突出科技文化,包括英美等世界多数国家。 文化相互渗透,没有清一色的文化,国境线不等于文化圈的边缘。文化像人生,有幼年、青年、壮年、老年。

五大文化圈年纪老少不同。

有人说:“西欧民族多为曲折语,多趋向复音,故适宜于拼音;中华民族为单节语,多趋向于单音,故不宜于拼音。”这是“语言特点决定文字类型说”。

另一说:“文字的类型不是决定于语言的特点,而是决定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证明了这一点,其他文化圈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文化传播决定文字类型说”。 (选自《语文闲谈》)

五、参考书目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吴东平《汉字文化趣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金玉《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刘又辛《汉语知识丛书──汉语汉字问答》,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张晓虎《最新汉字趣味字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周有光《语文闲谈》,三联书店1997年版

9 thoughts on “优美的汉字 资料
  • 陶妙如说道:

     甲骨文主要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 “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编辑本段]【甲骨文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编辑本段]【甲骨文发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编辑本段]【甲骨文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甲骨文书法
      安阳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编辑本段]【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编辑本段]【甲骨文研究】
      首先对甲骨文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甲骨文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编辑本段]【甲骨文资源】
      说文解字话甲骨:http://www.chinapage.com/oracle/explanation.html
      《新编甲骨文字典》,刘兴隆,ISBN:780173355X,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甲骨文画帖字典》,刘星池,ISBN:7533016947,山东美术出版社
      《甲骨文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四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ISBN:7-101-00523-3/H·43,中华书局出版
      甲骨文书法:http://www.sinology.cn/main/News_Show2.asp?NewsID=834&NewsPage=2
      甲骨文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编辑本段]【甲骨文意义】
      甲骨文引导炎黄子孙走上使图形记号表示意义而不约束其读音的文字发展历程。这既造就了绵绵数千年统一的文化意识,也导致汉民族语言扩张乏力。语言对象的丰富和对语言对象的认识深化,迫使象形规则产生更多字和升华象形规则(会意),迫使编撰字书词典成为标示字词含意、约束字词歧义的方法,迫使炎黄学校成为学习字读音的场所(对照的是,基于字母原则文字史真实可以正本清源文化与传统。记载了商王室的历史活动的甲骨是商时期学校用具。)甲骨文字打开了观察 3000 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窗户。
    [编辑本段]【对甲骨文的两种破坏】
      1、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挂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2、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编辑本段]【甲骨文藏品的辨伪】
      甲骨文的作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伪并不高明,鉴定时须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看卜骨之新旧。甲骨埋入地下三千余年,被有的学者称作“亚化石”,自然有一种古朴感。作伪者常用大版新鲜牛骨来刻字(因龟甲较难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辞须谨慎。如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于1914年起开始搜集甲骨文,结果初次所购之大骨版,全系新鲜牛骨仿制,收藏不久,即腐烂发臭。
      第二,若能目验实物,可看切口之新旧。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伪者常用粘性泥土涂抹。将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而真品则因土色深入刻痕内,一般是洗刷不掉的。
      第三,看内容是否符合卜辞的文例文法。因作伪者并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多数是胡乱抄袭真片上的文字,东拼西凑,甚至倒写、刻错亦浑然不觉。因此,在鉴别时要注意看刻辞是否连成文句。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又叫叙辞,写占L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时又写占L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问辞(又叫命辞,是要问的事)、占辞(商王看了卜兆以后所下的是非结论)、验辞(占卜后结果的应验情况)这样四部分组成,不过许多卜辞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几部分。
      第四,看刻辞格式。在龟甲上的刻辞,分两种式样:刻在左右边缘部分的,由外向里读,确切地说,刻于左甲边的文字,从左向右读,刻于右甲边的,则从右向左读。另一种是龟腹甲的中缝两边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缝左侧的文字,由左向左读,在右侧的,由右向右读。在牛骨上的刻辞,一般刻在骨的边缘,是由外向里读。几条卜辞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第五,看字体。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盘庚到帝辛12位商王计270余年,卜辞年代明确可以判断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这段时期内,文字写法有过变化。有学者根据这些变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丁时期,字体相对大一些,第五期较小,有些在写法笔划上也有不同,可以从甲骨学工具书(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查对。
      第六,看贞人(卜人)名字。贞人即当时替商王占卜之人,为史官。贞人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贞人名是断代的依据之一。早期与晚期的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应在同片甲骨上出现。不少专著对此有研究,且列表对照,一目了然(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总的说,甲骨文辨伪较其他文物的鉴定要简单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无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伪参半须倍加小心。前人在这项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录的甲骨书中伪刻较多,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等,引用时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等 三条卜辞系真迹,而下半部字虽大而清晰,于文义却不通,系伪刻。作伪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专干伪刻卜辞勾当。如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到的蓝宝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细程度几可乱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则在甲骨上大肆“创作”,会给今日的辨伪工作平添许多麻烦。
      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编辑本段]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
      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大型数据库软件(Oracle)公司,成为全球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红木滩,现时行政总裁为公司创办人罗伦斯·艾利森(Lawrence J. Ellison)。
      甲骨文1977年硅谷由3人合资,最初一年赚不够百万美金,在10年间迅速冒起,2004年市值达640亿美元。
      约在2000年前后,微软的数据库产品,只集中在中小企市场,但微软推出MS SQL 7数据库后,技术上突破,抢占高档软件市场。IBM亦以DB2数据库,高姿态抢攻市场,令甲骨文面临庞大挑战。
      在制定反击策略时,甲骨文以所谓“开心乐园餐”作为反击。过去甲骨文的数据库只是一个平台,平台上的应用多由其他公司开发,但自2000年底起,该公司自行推出一套叫“电子商务套餐”(e-business suite)的软件,内有人事管理系统、销售系统,全都是植根在数据库上的程序。不过这仍未挽回甲骨文的颓势,IDC的调查指,在这2000至02年,微软业务增长46%,IBM增长41%,但Oracle却下跌10%。
      在数据库市场上,竞争尚不止于此。除了有数据库对手外,甲骨文踏入应用软件时,亦要面对应用界一哥SAP公司的竞争。当时在高阶商业软件市场上,SAP公司2003年的市占率高达36%,位列榜首,同期甲骨文仅占13%。
      此外,IBM与方案顾问Accenture当时亦以套餐方式,直接向客户提供软件,当中甚至不介绍推介甲骨文本身的产品。相比甲骨文的策略,IBM倾向以和睦共处为大原则,在业内宣传会议上,多次强调不会走甲骨文之路,成功安抚一批应用软件商。
      2009年4月中旬,甲骨文以74亿美元收购SUN公司。

  • 陶妙如说道: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编辑本段]特点
      与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编辑本段]金文的发展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後,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後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後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後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後,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编辑本段]研究情况
      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商 、西周、 春秋、 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䏝《 字说》、《说文古籀《金文大字典》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 陶妙如说道:

    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
      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说文》中保留了籀文225个,是许慎依据所见到的《史籀》九篇集入的,是我们今天研究大篆的主要资料。
      大篆的真迹,一般认为是“石鼓文”。唐初在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鸣)南之畴原出土的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象馒头似的十个像鼓一样的石敦子。上面刻下的是秦献公十一年作的十首四言诗,是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经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原刻的700多字,现存300多字。这十个石敦现存故宫。因内容记载畋猎之事,命名为“猎碣或雍邑刻石”,唐诗人韦应物认为石的形状象鼓,改名“石鼓文”,现作为大篆的代表。
      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 陶妙如说道: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演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如下图),即小篆代表作。
      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书写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编辑本段]秦小篆
      1、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2、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
      《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东汉时许慎作《说文解字》,收集了小篆9353字。小篆产生年代虽然不早,数量却很大,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古文字通向近代文字的桥梁。
       3、小篆的风格
      秦代时的小篆风貌,可由现存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及权量铭文等遗物中得见之。小篆的笔划较细 ,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称;在字形上呈长方形,结构往往有左右对称的现象,给人挺拔秀丽的感觉

  • 陶妙如说道: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编辑本段]隶书的概述
      关于隶书的定义,近人吴伯陶先生一篇《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的文章中说道:“可以用这个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其次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订定,这里再节录吴文中值得考虑的几小段。吴云∶
      “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举例,可参阅原文)。
      他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按∶下面重点符号是我加上去的)
      吴先生经过仔细排比研究,得出那样的科学论据来,作为学术上篆、隶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我现在还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那就是∶一,篆书也不能够个个是象形字,一开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许多字存在,因此,仅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隶的破坏古文(“象形字”是一种字体的笼统名称,事实并非个个“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举),不仅仅是破坏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简帛书中发现其中字的结构有变篆体,也有未变。用笔有圆有带长方的,那种字当时又称之为何名?这种“半篆半隶”的字形从秦昭襄王时代开始一直到西汉初(秦云梦简到汉马王堆帛书,吴文有详述可参阅)还存在,始皇帝以前,字还未有“体”的区别,可是到汉初,肯定那种字已经归入隶体,二者合起来考虑,那么对吴先生的区别篆体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实上结构之变,光讲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够全面。我估计区别问题,在当时——在字体初变时一般人肯定还不太严格的,那种“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随着新名称而名之——也称为隶,其中稍为保留些旧结构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设身处地来推测当时的命名,和今天用学术研究来区别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离的,是无足为怪的。明确地讲,篆与隶的不同除形象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一方面的区别,例如∶生(篆)、上(变笔法未变结构)、之(笔法结构全变)。三字的名实异同,决非单论结构,其他相似的情况也很不少,可以类推。
      西汉中期以来,隶书的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形成。所见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纪出现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成帝河平元年(前28)、新莽始建国天凤元年(14)的书简、乐浪汉墓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的漆盘上的铭文等等,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还能在东汉的碑刻中见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的《华山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的(曹全碑)、又三年(186)的(张迁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举了。
      同时在西汉的碑刻中也还有一些面积大都方正或个别字带长形,又仅有极短的波势的字体,其有代表性的所见如∶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的《鲁孝王刻石》、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顺帝永和二年(137)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灵帝建宁三年(170)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字形不大规则的《开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灭篆体而形式稍有小异的“正体字”,一直流行于两汉、三国间,而且几乎独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近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了东晋谢鲲的墓志,还能见到用的仍是这样的字体。这种字体应当说都是隶,因为其形式自秦到汉,虽有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从字形的面积上讲∶先带长方,后变方扁,有些地方还交叉互用着。长波、短波,也同样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决不能说它是一种字体彻底变为另一种字体的新旧二体,而是一种字体在前前后后中间的个别量变罢了。
      起源及名称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隶书的发展
      过去一般相信隶书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近来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
      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 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只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 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余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隶书的演变——隶变
      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隶变承前启后,对草书和楷书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隶书的名词
      古隶
      今隶
      秦隶
      汉隶
      佐书
      八分
      草隶
      魏隶
    [编辑本段]隶书的繁盛——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

  • 陶妙如说道:

    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乙瑛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 陶妙如说道:

    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狂草代表作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草书亦自不识
      张丞相素好草书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亦不自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余忘之。”而张旭也被称为“草圣”。
    [编辑本段]简史及特点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
      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编辑本段]  衍生与发展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如书法家梅湘涵的书法作品,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瓘《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故有此别论。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它出现较早,从汉代初期,书写隶书时有时才“草率”地书写而形成的,由于汉章帝喜好草书,因此被称为“章草”,是一种隶书草书。章草字字独立,接近于行草,但对难写之字简化不多,书写不变。后来楷书出现,又演变成“今草”,即楷书草书,写字迅速,往往上下字连写,末笔与起笔相呼应,每个字一般也有简化的规律,但不太熟悉的人有时不易辨认。一般也把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草书称为今草。
      今草简化的基本方法是对楷书的部首采用简单的草书符号代用,代入繁体楷书中(尽管草书出现得不比楷书晚),往往许多楷书部首可以用一个草书符号代用,为了方便,字的结构也有所变化。因此,不熟悉的人较难辨认。草书符号的整理可以查阅《标准草书》。
      到唐朝时,草书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因此演变成为“狂草”,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功能已经减弱,成为一种艺术作品,讲究间架、纸的黑白布置,是否让人能认清写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狂草中,有“词联”符号,就是把两个字(常见词组)写成一个符号。由于当时书写多是从上到下地竖行书写,词联符号的设计也类似。“顿首”“涅盘”等都有草书词联符号。
      日语中的平假名是以汉字的草书形式为蓝本创作的。
      现代人学习草书一般以今草为起点。普遍认同的草书写法有于右任先生编著的标准草书(有同名字帖)。

  • 陶妙如说道: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
    [编辑本段]行书的起源发展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后的正书非常接近。这相当于从隶书中变出(章)草书——由“正体字”中派生出别支来。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其实它也是同其他书体一样最初的创始还是一般的群众书写者,只要把八分书写得同其他书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隶体波势,就变成行书了,在汉末一般出土的简书中我们是可以随处看到的。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
      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
    [编辑本段]行书的书写特点
      行书是介于真草间的一种书体。写的比较放纵流动,近于草书的称行草;写的比较端正平稳,近于楷书的称行楷。
      在书写过程中,笔毫的使转,在点画的各种形态上都表现得较为明显,这种笔毫的运动往往在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留下了相互牵连,细若游丝的痕迹,这就是牵丝。
      行书是楷书的快写,是楷书的流动。经过对几组楷书与行书个字的分析,发现楷书与行书书写时,点画的写法,用笔需遵循的准则,如中锋,铺毫,逆入平出,提按起主,藏锋等都是一致的, 只是行书书写时比较舒展,流动。
      行书的用笔有以下几个特点:
      [1]点画以露锋入纸的写法居多;
      [2]以欤侧代替平整;
      [3]以简省的笔画代替繁复的点画;
      [4]以勾、挑、牵丝来加强点画的呼应;
      [5]以圆转代替方折;
    [编辑本段]行书结构的特点
      大小相兼。就是每个字呈现大小不同,存在着一个字的笔与笔相连,字与字之间的连带,既有实连,也有意连,有断有连,顾盼呼应。
      收放结合。一般是线条短的为收,线条长的为放;回锋为收,侧锋为放;多数是左收右放,上收下放,但也可以互相转换,不排除左放右收,上放下收。
      疏密得体。一般是上密下疏,左密右疏,内密外疏。中宫紧结,凡是框进去的留白越小越好,划圈的笔画留白也是越小越好。布局上字距紧压,行距拉开,跌扑纵跃,苍劲多姿。
      浓淡相融。行书书写应轻松、活泼、迅捷,掌握好疾与迟、动与静的结合。墨色安排上应首字为浓,末字为枯。线条长细短粗,轻重适宜,浓淡相间。
    [编辑本段]行书创作的要求
      首先要懂得鉴赏或创作的要求。一件好的书法作品有三条标准,即理法通达、笔力遒劲、姿态优美。古人云:“寓新意于传统,寄妙理于法度。”“神韵为上,形质次之。”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力求达到线条美、结体美、章法美、墨色美,神韵为上。
      其次要认认真真临摹,学会正确用笔,又要敢于突破。临摹要选好名贤妙迹,从读临碑帖中体验古人的心律、节奏、气韵。得之于心,施之于手。主帖要反复读、临,主要是解决笔法、用笔、结体问题。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要发展。从“走进去”再“走出来”,从形似到神似,形成鲜明的个人风貌。所谓“采百家花,酿自家蜜”。
      再次,在创作前要充分酝酿。借鉴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题材、体裁和表现方法等创作构思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对每个字的结体要认真考虑,尽量不出现类同的字或笔画;对章法要精心安排,可以事先打好小样,但在书写时思绪又不能受其束缚;运笔要讲究节奏、力度,前人所谓的“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说的就是用笔方法的具体体现。
    [编辑本段]行书的代表作
      行书行书代表作 《兰亭序》局部代表作中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则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还有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康里,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4]
    [编辑本段]如何学习行书
      学习行书要注意把握几个要点:
      一是要摆脱楷书的法则;练习楷书时,我给大家讲的是起笔藏锋,转折处要有提按的变化,钩的笔画要先顿笔,在挑出等等,这些要领在写行书是要尽量摆脱和忘记。打个比方,如果把楷书比作武术套路的话,那么行书就是散打,不能每一招一式都从头开始,讲究的是流畅。硬笔行书主张书写流畅,字形大致上合乎规范,这就是好的行书。
      二是要认真的临摹
      要学好行书,还要经过一段专门的临摹训练,以掌握它的笔法和结字的规律。在临摹时,要给自己找一本好的字帖,赵孟頫的胆巴碑就是很好的字帖,可以练毛笔字,也可以缩小复印了练硬笔书法,硬笔书法家卢中南、丁永康、吴玉生等人的字帖都可以临写。练习毛笔字的同时练习硬笔字,对学习书法的好处是非常大的,可以互补。毛笔字是精雕细刻,硬笔字是反复琢磨,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非常有益于加强对书法学习的理解。
      三是要读帖
      练习书法的途径不外乎临帖和读帖两种方法,而练习行书,读帖特别重要。我们起点书画班牌匾的书写者田惠君,是我的好朋友,爱好和我差不多。他练字的方法就是读帖,很少临帖,写起字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本来是写隶书的,但是行书也非常优秀。学书法有从楷书入手的,也有从隶书入手的,写隶书的人容易犯得的毛病就是行书常常写不好,而田先生的行书,却是功力深厚,一派大家风范。据他自己讲,他的方法就是读帖。
      四是要勤于练习
      练习行书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适应的阶段,在写不好的时候觉得没面子,没关系,可以在笔记本上练习,也可以在写日记的时候,练习用行书写给自己看。熟能生巧,从一个字到一段字,从几个字、一行字到一篇字,逐渐掌握行书的规律,慢慢也就形成了属于你自己的行书风格。要善于从多方面吸取营养,名人题字,商家牌匾,学校老师甚至是同学之间,只要你认真观察,都可以找到别人写的好字,学会了,就成了你的字。

  • 陶妙如说道:

    楷书,又称正楷、楷体、正书或真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其字形较为正方,不像隶书写成扁形。楷书仍是现代汉字手写体的参考标准,也发展出另一种手写体——钢笔字
      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 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頫、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锺繇书法,具古朴风格,惟传世作品《宣示表》《荐季直表》,无一确实者,多为后人传模或临作。欣赏好的摹拓本,可以想像其古雅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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