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学大师(转载)
走近文学大师
1.通过了解文学家的思想、品格和他们的作品,让学生开阔眼界,接受人类优秀文化的熏陶。
2.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培养他们研读、鉴赏名著的意识。
3.通过相关练习,教给学生一些阅读名著的方法。
教学建议
一、激发热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文学大师,中国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鲁迅,外国的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海明威等,如璀灿夜空中的繁星映照苍穹。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卓越的才华,为世人瞩目,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走近文学大师,感受大师的风采,和大师作精神上的沟通,对学生来说,是一次极具意义的精神行旅。因此,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他们的热情。
二、拉近距离。大师们是为生命为生活为人类而写作的,这是人类精神追求的反映;大师们描写的虽然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但是其中所表达的人文思想,是超越时代、能引发历代人们共鸣的。学生能理解这两点,感到大师就在他们“身边”,给他们以关照、启迪,对他们人生有帮助,自然会激发兴趣,主动阅读经典。
三、感受大师的思想力量。法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囚禁在狱中时,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哀叹说:“这两个人亡了法国!”以伏尔泰、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学家们,首先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不仅改变了法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巴金的《家》《春》《秋》,又促使当时多少青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生活。仅仅靠思想,仅仅靠手中的笔,这些大师们就推动了历史巨大的车轮,指引人类走向新的世界。伏尔泰如此,以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而引发解放黑奴战争的斯托夫人也如此……可以引导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并阅读相关的作品,看看大师们思想的深刻性表现在哪里,大师们思想的力量是怎样通过他们的作品形象、生动并充满智慧地表达出来的,以及为什么能对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四、感受大师的优秀人格。许多文学大师,他们对人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们精彩的文笔带给世人精神上的享受,更表现在他们以人格魅力,折服世人,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巨大力量。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离骚》诗篇中,也贯穿他生命的始终,并激励后世仁人志士。我们熟悉的大师如不屈服于专制政权,一生为自由而战斗的雨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等,也是让人尊敬的人格典范。这些精神领域的伟人,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引导我们走向精神的自由和完美。大师的人格魅力,必然映照在他们的作品中。比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贵品德,一直灌注于他的诗文作品中。当我们读《复活》《巴黎圣母院》和《阿Q正传》等作品时,无不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社会怀有的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时,可以指导学生在这方面做些研究。
五、感受大师丰富的内心世界。《老人与海》的主人公说:“人生来不是要给打败的,可以被消灭,但不会被打败。”海明威的人生就是努力实践这个信念,灵魂不屈不挠地时刻在斗争着。人生就是一场战争,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海明威最后以自杀结局,他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许多大师们也和海明威一样,内心充满矛盾和斗争,并体现在创作中。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离家出走,是否感到理想和信念的破灭?卡夫卡遗言毁掉自己的手稿,是否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否定?巴金晚年撰写《随想录》等,是否是对自己生活的某种追悔?以上所举,都可以说是大师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体现。正是由于心灵的矛盾冲突,才使得大师的作品博大精深、汪洋恣肆,表现了人类社会复杂的生活和形态,表现了人类的苦闷、彷徨、探索和追求。有人说,鉴赏一部作品,可以只看它的文本,而不必参照文本之外的资料。当然,这样的观点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作家本身,也许会遗漏许多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影响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作品。因此可以让学生阅读作家的传记,了解其生平,尤其注意其生活经历与创作的关系,进而探讨作者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反映在作品中的。可以参照有关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也是培养学生掌握探究式学习方法的良好途径。
六、感受经典的艺术魅力。“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晨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曲《牡丹亭》,数百年来传唱不衰,惹动多少有情人的心灵,成为我国古代戏剧创作的顶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一下子把我们抛入一个荒诞不经、令人震惊的世界,为我们开启了一道奇特的认识社会的大门。文学在内容上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生活的窗口,同时还以它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无穷的艺术魅力,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文学艺术百花争春、群芳斗艳。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大师,还产生了大量的文学流派。唐诗中有田园诗派、山水诗派、边塞诗派;现代诗歌创作中有新月派、象征派及后来的七月派、九叶派等。外国如欧美的象征主义诗歌、美国的“黑色幽默”、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日本的新感觉派等,也是佳作泉涌,异彩纷呈。中外文学共同营建了人类精神财富的百花园。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题材、主旨、人物、情节、意象、语言风格、叙事模式等等,都能使读者得到艺术的熏陶、审美的享受。可以指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角度,进行专题探究。可选取一部作品进行分析,如《茶馆》的“社会画卷”的艺术形式特点;也可以选取一位作家的多部作品进行对比,如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项链》;也可以将作家作品放在时代背景中分析,如李白与盛唐时代;也可以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总结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如孙犁小说和“荷花淀派”,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和“意识流”。探究重点要突出,不必面面俱到。
七、走近文学大师,并不是一次活动能轻易完成的。因此,要有足够的时间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归纳思考;要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组成专题小组,共同完成。
有关资料
一、消除经典的隔膜
1.你为什么写作(王蒙)
你为什么写作?听一听世界各国一些著名作家的回答确实有趣。
1985年初法国巴黎图书沙龙向世界各地的作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收到了答复。上海文化出版社选编了其中100个人的答复,出了中译本《世界100位作家谈写作》。(对此书名,实在不敢奉承。如采用原名《你为什么写作》有多好!)
我反复阅读了这100个人的答复,虽然我深知这种答复未必做数。根据我的统计,在这100名作家中至少有15名从根本上就否定了这个提问。美国作家查尔斯·布列斯基说:“一旦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写作,那么,肯定地讲,我就再也无力写下去了。”智利的何塞·多诺索等不止一个作家回答:“我写作是为了弄清为什么要写作。”法国女小说家马格丽特·杜拉斯除声明“对此我一无所知”外,并调侃说:“也许到2027年,写作将会终止……”还有的作家认为这种“为什么”的问题就像问“宇宙为什么存在?”或“你为什么搞同性恋?”一样。
是的,问一个作家为什么写作和问一个活人为什么活着具有同样的本初与宽泛无源的含义。越是这种问题越气人,“老虎吃天,无从下嘴”。
大约有1/3的作家把写作解释为个人的精神需要。英国大作家格林厄姆·格林不耐烦地回答:“好比我长了个疖子……非把脓挤出来不可。”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尼日利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索英卡,他说:“写作,是我患受虐狂的一个方面。”许多人回答:“因为入迷”,“因为有瘾”。不止一个人回答“如果不写作我就不是我了”。塞内加尔的比拉戈·狄奥普说:“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消遣。至于其他外来因素,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回答:“因为我是个写作的动物。”类似的说法有“我生活在写作中”,“写作证明了我的存在”(大意)等。比利时的雨果·克洛把这种人的需要表达到了极致:“我写作则我生存……人需要选择死亡还是歌唱”。
是的,他们强调写作是生命的内在要求,从单纯的兴趣、入迷、有瘾直到生与死的界限。也许这种说法我们看来太“个人主义”了,然而,没有个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会出现怎样的干瘪的文学写作,也是不难想象的。
“兴趣”论多少有点“玩文学”的嫌疑。瑞士的弗里施明确宣告,“写作首先是为了游戏”。但一位作家说得好,开始写是个人的事情,越写越有了读者,也就有了对读者的责任了。当然,娱乐读者,使读者和自己一起玩玩,也至少比例如玩赌博、玩酗酒要好得多。而且玩着玩着就会出真格的了。他们谈游戏的时候,并没做出轻薄、痞子之状。
有三四个作家提到了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有的说,写作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永恒的自我。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学的一大魅力在于它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许多限制,文学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挑战。
从空间来说,十个以上的作家提到了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与人交流。《百年孤独》的作者,在我国极负盛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质朴地回答:“我写作,为了使我的朋友们更爱我。”更多的人提到了写作可以使人摆脱孤独。西班牙的拉法尔·阿尔维蒂明确地说:“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为了……进行交流。”他还在抨击“兵荒马乱”的年代的同时,声称“在最强大最猛烈的暴风雨之中,我是一颗和平的避雷针”。美国的迈克尔·赫尔和加拿大的安东尼·马耶都强调他们的写作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理想的世界。“我写作是为了完善世界,完成创世的第八天的工作”。马耶这样说,对于写作的创造性的陶醉使他自比于继续“上帝创世”的工作。这里,陶醉、热爱、向往比是否需要表示谦虚谨慎更重要。爱尔兰女作家艾德娜·奥布赖恩的说法也与“上帝”有关,她讲得极得体。她说:“写作近乎祈祷,首先触及作家,尔后又触及读者心灵的最深处。”
同样在中国很知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则没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平和。他强调写作要“反一般人之常态”,“反一切之常规”,“向敌手挑战并激怒他们的朋友”。他是以挑战者的姿态进行写作的。
有十三、四个作家则强调至少是意识到了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巴金当然是严肃的,他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带来希望……勇气……力量。”美国的诺曼·梅勒等强调写作是追求真理的手段。加拿大的加斯顿·迈伦强调写作为了提高文化修养。南非小说家慕帕赫列列强调写作是一种“文化教育的手段,作为唤醒全人类的社会觉悟的手段,使人们意识到文化需要不断更新、确立与巩固”。有两三个作家提到写作是为了反映生活,认识世界。所有这一类的说法,都很容易被我国的作家和读者理解。
这一百个作家当中,有四五个人直接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写作的政治意义。有趣的是多是中国人。丁玲说她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写作。台湾的陈映真说:“我写作为的是人类解放。消除不平等、非正义……消灭形形色色的精神与物质的压迫。”加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则说自己“借以倾述由于祖国分裂和不良社会制度给我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巴西的费尔南多·加贝拉说,她写作目的是“为了改变南美的专制社会及自我改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纳比娜·戈迪默在谈到自己的一篇小说“用私生活和爱情去体现政治”时,她诅咒道:“原因既简单又可恶,在南非,政治完全干涉了人们的私生活。”她不否认她的作品的政治内容,但她更强调了这是事出无奈,不得已。
有几个黑人作家提到他们的写作动机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黑人,他们是从人际(种际)的理解的角度而不是直接的政治的观点来讲自己的写作的。昆德拉的挑战说当然有政治的尖锐性,但他也宁愿更强调写作的个性方面与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意义。
有六七个作家的回答包含几方面的意思,既有个人的兴趣,也有对于社会对于读者的责任。法国的米歇尔·图尔尼埃便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说法:“写作为了出名和富有”,他又引用了另一种回答:“写作是净化心灵的必要手段。”
巴尔扎克的说法倒也简便通俗实在,有点通俗文学的俯就性。此书中也收了类似的回答,即认为写作是一种职业而已,这样回答的有两个人。可以把写作想象到天(上帝)上,也可以拉到地面上来,这就是写作的上天入地的性质。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其实不仅写作是这样。
此外还有一些回答很难看得太认真,像是调侃,又像是自嘲,既嘲笑了写作,也嘲笑了“你为什么写作”这种拙笨的提问。我个人倒是非常欣赏德国的格拉斯的答复:“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我以为最好译成“别的事都做不成”。无独有偶,法国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回答:“我之所以搞写作,是因为我不会做其他事。”这也是实话,如果他们能做总统、元帅、富商、体育明星、黑手党魁……就都不用写作了。德国的克里斯蒂安的回答便是:“……我写作,因为我不是个出色的游泳者。”这样用一笑来回答未必比老老实实的答上一大篇更不准确。还有,把写作说成由于自己一无所成,很像《红楼梦》开篇里的一个说法:“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欲将已往……编述一集,以告天下。”这至少并不比把写作吹得神乎其神更失真。格拉斯与曹雪芹相通,估计格没读过《红楼梦》。
作家五花八门,回答与回答的思路五花八门。不足为凭,不无兴趣。写作的内涵与效果是多方面的,都回答得有根有据。即使是拒绝回答或者开一个玩笑,也表明了写作的某种特质。读一读这些说法,可以解颐,也可以开阔开阔心胸呢。
(选自《王蒙文集》第6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2.小心书籍(海因里希)
人们常常怀着极大的热忱渴望得到某一本书,一旦到手之后,便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说明“读书”是一种高级智力活动。书上白纸黑字,说不定在哪儿出现这么一句话:“他望着她那黑黑的头发。这秀发松松地垂到她的绿色大衣的领口上……”于是,读者紧跟着这句话,走进了一个世界。在那儿他听得到,嗅得着,看得见,能感觉到饥饿。一连二百多页,三百多页,他始终追随着这些微小的字母。它们好似一根纤细易折的长线,把他引进了一座迷宫。非得等他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读完,这根长线才会从他手里滑落。
这根线,这根由排列成行的文字构成的纤巧的链条,只是一本书的主导思想。它引导人们通过字里行间这座迷宫。在这种白色的“弹道”里出现的东西是异乎寻常的:语言变成了整个世界——甚至于不止是整个世界,因为语言可以使世界失去所有无法估量的东西,语言又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东西。在一家整洁的书店里,从和善的营业员手中接过一本由他给包好的精装薄书──这本书可能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它抓住读者不放,除非他走遍了这座迷宫的每一个角落。
总是在那些信神信鬼的地方,书籍首先遭到禁止,报刊杂志首先受到检查,这并非偶然:因为在两行字之间,在那白色的“弹道”里,人们可以堆积起足以将整个世界送上天的“炸药”。在波兰,如果人们在十月起义之前得到几期报纸,便会像对待圣人的遗物一样将它们来回传阅。那上面的社论更是被当作神圣的信条来朗读。对起义者来说,书籍就和面包一样珍贵。
书籍并不总是温顺的朋友,也不总是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施舍者。它不能像用精巧的园艺工具修饰屋前小花园那样安慰我们的心灵──语言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十分宝贵的东西。它不应成为一种装饰品,因为它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天赋的财富。
(选自《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谈创作》,王民译、王志涵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小说为什么重要(节选)(劳伦斯)
让我们向小说学习吧。小说里的人物除了是活的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假如按照一定的型式,他们永远保持为善,为恶,甚至轻快可爱,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活的人物了,这部小说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小说中的人物必须是活着的,否则就一无所是。
同样,在生活中我们也得要活着,否则,我们也一无所是。
我们所谓的“活着”,跟我们常说的“存在”同样都是不可言喻的。人们脑子里有了他们所谓的生命的概念,就照着它制定生活的型式。他们有时跑到沙漠中去寻求上帝,有时寻求现金,有时寻求美酒、女人、歌舞,然后又是清水、政治改革、选票。你永远无法知道下面将是什么:是用骇人听闻的炸弹和撕裂肺腑的煤气杀害你的邻居,是资助孤儿院,宣讲博爱,或是离婚诉讼中的共同被告。
在这一切沉沦杂乱之中,我们亟需某种指导,发明那种“主啊,您将不……”的祈祷毫无益处。
那么,究竟需要什么呢?真正地、真诚地向小说去寻求吧。在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你是活着的人,也可以看到你是生活中已死的人。你会像活着的人那样爱一个女人,也会像生活中十足的死人那样向女人表示爱情;你会像活着的人那样进殓,也会像纯粹的行尸走肉似地用膳;像一个活着的人,你会开枪射击你的敌人,像生活中一个可怕的幻影,你还是把炸弹扔向人群,那些人既非你的朋友也非你的仇敌,只不过是你对之毫无感觉的东西。假如这些东西都是活的,那么,谁是应受谴责的呢?
要活着,要做活人,做活的完整的人,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小说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极大地帮助你,它能够帮助你不做生活中的死人。今天,一个男人一多半已经死气沉沉,像一具行尸漫步在街头和屋内;女人身上大半已完全没有生气,好像一架钢琴,一半琴键已经不能发出乐声了。
然而在小说中,当某个男人死气沉沉地活着,哪位妇女变得呆滞毫无生气,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养成追求生活的直觉,来取代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的那些理论。
生活中任何时候都有正确与错误、善与恶。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情况下又成了错误的东西。在小说里你看到一个男人,由于他的所谓的善,变成了一具僵尸;另一个男人,由于他的所谓的恶,变得死气沉沉。正确与错误是一种直觉,不过是人的整个意识──整个身体的、思想的、精神的一种直觉。只有在小说中,一切事物才能充分展现,或者至少当我们认识到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无生气的安全设备才是生存的理由的时候,一切事物才能获得充分展现。因为在一切事物充分展现之中才会出现那唯一的事物──那才是一切:完全的男人,完全的女人,活着的男人,活着的女人。
(选自《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二、思想的力量
1.伏尔泰(迈克尔·H·哈特)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笔名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伏尔泰是诗人、剧作家、杂文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主张思想解放,是自由主义的热情鼓吹者。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父亲是律师。青年时期的伏尔泰曾就读于巴黎的大路易耶稣会学校。其后曾一度攻读法律,但不久即中止。在巴黎,年轻的伏尔泰很快就以他出众的才智、妙趣横生的诙谐和讽刺诗赢得名声。然而在陈旧的法国统治下,他这种聪明是危险的。由于他写的一些政治题材诗,他遭到逮捕并被囚于巴士底监狱将近一年。在狱中的这段时间内他写了一首史诗《亨利亚德》,这首诗后来获得极大的赞誉。1718年伏尔泰被释放后不久,他的剧作《奥狄浦斯王》在巴黎上演并取得巨大成功。他在24岁时已经成名。在这以后的60年里他一直是法国文艺上的主要人物。
伏尔泰的智慧不但表现在言词谈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理财方面。他逐渐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富翁。可是在1726年他遇到了麻烦。伏尔泰已经确立了作为他那个时代(也许是所有时代)最机智最出色的交谈者的地位。然而某些法国贵族认为他缺乏一个平民所应有的谦虚。这导致了他和这些贵族中一位名叫奥尔良公爵之间的公开争吵。在这场争吵中,伏尔泰凭其聪明机智战胜了对方。可是此后不久这位公爵让一帮暴徒把伏尔泰痛打了一顿,之后又把伏尔泰投入巴士底狱。伏尔泰不久就被释放,条件是离开法国。伏尔泰因此到了英国,在那里住了大约二年半之久。
伏尔泰在英国的居留乃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那里学会了讲、读英语,熟读了英国名人如约翰·洛克、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威廉·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他还结识了英国当时的大多数主要思想家们。伏尔泰对莎士比亚以及英国的科学、经验主义等印象尤深;但他对英国人感受最深的是其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与他所了解的法国政治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国没有任何一个贵族能发布一封有国王封印的书信,命令监禁某人,或据此立即把伏尔泰关入牢狱,而且,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使他遭到不正当囚禁时,人生保护令也会使他立即获释。
伏尔泰返回法国后写了他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哲学书简》,通常称为《英国书简》。伏尔泰于1734年发表的这部著作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开端。伏尔泰在这部著作里始终以赞扬的口气描述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约翰·洛克及其他英国思想家们的观点。这部著作的发表激起了法国贵族们的愤怒,伏尔泰因此又一次被迫离开巴黎。
这以后的15年里大部分时间伏尔泰都是在法国东部的西雷村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夏特莱夫人的挚友。夏特莱是一位侯爵夫人,她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死后一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的私人邀请,伏尔泰来到德国,在弗里德里希的波茨坦宫中度过了3年时间。最初他和这位有才华有学识的弗里德里希相处甚笃,但最终发生争吵。1753年伏尔泰离开德国。
伏尔泰离德后定居于日内瓦附近的一座庄园。在这里无论法国国王还是普鲁士国王都不能对他构成危害。可是即使在瑞士,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也给他带来某些危险。因此,他于1758年又迁居到法国瑞士边界附近弗纳的一座庄园里。这样万一发生意外他可有两个方向逃离。他在那里住了20年,写了一本又一本文艺哲学著作,与整个欧洲的知识界领袖们通信并接待来访者们。
所有这些年里他的文艺创作从未间断或减少。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产作家,也许是本书所列名单上创作数量最大的一位。他的作品总计足以超过三万页之多,包括史诗、抒情诗、私人书信、小册子、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以及有关历史和哲学的伦理著作。
伏尔泰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但当他年逾六、七旬时,法国发生了一系列极恐怖的迫害新教徒事件。这使伏尔泰受到很大震动,并激起极大的愤怒,他投入了一场知识界反对宗教狂的讨伐运动。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偏狭狂的小册子,他还开始用Ecrasez L’infame作为他所有私人信件的结束语,意思是“踩死这些败类”。对伏尔泰来说,这些“败类”就是宗教固执和宗教狂热。
1778年伏尔泰83岁时回到巴黎,出席他新作《伊雷娜》的首次公演。无数人向他发出欢呼,赞颂他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数以百计的敬慕者拜访了他,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但伏尔泰的生命已行将终止。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在巴黎去世。由于他生前直言不讳地反对教权主义,在巴黎他未能受到基督的宗教葬礼。但13年后胜利的法国革命者们做出决定,把他的遗骸重新移葬于巴黎的圣贤祠内。
伏尔泰的著作量如此之大,以至在这篇短文里甚至难以列举他主要的著作。然而更加重要的乃是他毕生为之提倡的基本思想。他最坚定的信念之一是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通常人们认为他说过的一句话是:“虽然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我将至死维护你说这话的权利。”尽管伏尔泰从未真正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言辞,但是它无疑反映了他的态度。
伏尔泰的另一主要原则是宗教信仰自由。在他一生的全部经历中,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宗教偏狭和宗教迫害。虽然他信仰上帝,但他坚决反对大多数宗教教义。他坚持这样的观点:有组织的宗教实质上是一种欺骗。
很自然,伏尔泰从不认为法国那些有封爵的贵族比他更聪明或更好。他对他的听众说,所谓“国王的神权”这种说法全是胡说。虽然伏尔泰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还差得很远(他倾向于有一个强有力的贤明君主),但是他的思想的主要锋芒显然是指向各种形式的世袭制统治。因此毫不奇怪,他的大多数追随者终究都赞成民主政体。可见他的政治、宗教思想代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并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伏尔泰本人不是科学家,但他对科学有兴趣,并且是弗朗西斯·培根和洛克经验主义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还是一位认真严肃、才能卓著的历史学家。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就是他写的通史《风俗论》。与以往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相比,这一著作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伏尔泰承认欧洲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他在书中以很大的篇幅写亚洲史;第二,伏尔泰的观点认为,一般地说文化史比政治史更加重要。因此他的注意重点是放在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文艺的发展上而不是放在国王及他们进行的战争上。
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哲学家相比,伏尔泰远不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他接受别人的思想(如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重新阐述并普及这些思想。正是通过伏尔泰的著作,而不是其他人的著作,民主政治、宗教信仰自由和学术自由等思想得以在整个法国传播,并进而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传播。虽然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也涌现出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如狄德罗、达朗伯、卢梭、孟德斯鸠等),但把伏尔泰看作为该运动的杰出领袖是公正的。首先,他那泼辣的文风,漫长的生涯和众多的著作确保他拥有的读者远超过其他任何作家;其次,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第三,在时间上伏尔泰均早于其他重要人物。孟德斯鸠的伟大著作《论法的精神》直到1784年才发表,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一卷也到1751年才出版,而卢梭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750年。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伏尔泰的《英国书简》则发表于1734年,其时他成名已有16年。
今天除去他的短篇小说《老实人》外,伏尔泰的著作已很少有人阅读了。然而它们在18世纪拥有广大的读者。因而在改变法国社会舆论并最终导致法国革命方面,伏尔泰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像托马斯·杰斐逊、詹姆士·麦迪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美国人也都熟知他的著作。
有趣的是把伏尔泰和他的同时代名人琼—雅克·卢梭所做的比较。伏尔泰的全部观点具有强烈的理性感,与重感情的卢梭相比,伏尔泰更多地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主流。他们两人相比,18世纪中伏尔泰的影响更大。但另一方面卢梭则更具独创性,因而当今他的著作显得更有影响。
(选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颜可维、胡新军、王中琪、彭壮壮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列夫·托尔斯泰(阿尔德里奇)
事情是这样的,当人们把纪念托尔斯泰的调查表放在我桌上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赫斯克特·皮尔森写的萧伯纳的传记,而书打开的那一页上,正有两处提到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一段涉及萧伯纳和托尔斯泰关于上帝的争论。萧伯纳寄给托尔斯泰一本自己写的长篇小说《布兰科·波斯涅的暴露》,附带还极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关于上帝的见解。一次,托尔斯泰抱怨说萧伯纳在剧本《人与超人》中,不够严肃地谈论上帝。而萧伯纳讥讽地指出:“怎么样,如果世界充其量不过是上帝的儿戏之一……”
有趣的是,每当我读托尔斯泰的书时,每一次我都有那样的感觉,即他把人的事看成是某种神的儿戏──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多神教的神的儿戏,如果他们愿意在十分起劲地在他们面前表演的人类悲剧中扮演某个角色的话,他们就会不断地干涉人的事,并惯于降临大地。我不是说,托尔斯泰的主人公本身是半神半人,而不过是想说,托尔斯泰似乎是和多神教的神──宇宙的创造者们有联系,因为他善于那样描写,那样鲜明地描绘人们的品行,好像是他,也只有他一人,具有深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某些惊人的才能。
作为一个人,托尔斯泰是道德家和有神论者,而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他是广义的人道主义者,对这个词的理解可以延及他个人禁欲主义的生活理想之外。当他一提笔要创作艺术作品时,他成了真的托尔斯泰。另一个托尔斯泰只不过是他真正本质的影子而已。
托尔斯泰的世界是那些碰到了复杂的和表现为互相没有联系的道德的、社会的和隐秘的问题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世界,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被揭示出来。正是这个不仅描写人的最普通的感情和状态,而且指出他在宇宙中位置的特殊本领,使托尔斯泰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化巨匠——其余所有的人都在过去和现在向他学习。托尔斯泰对他在创作中仍旧相信的世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没有人能比他更善于把历史写成普通人创造的事业了,这些人有时在事件的罗网中牺牲,而有时则在其中扮演一个有意挑选的角色。
托尔斯泰的世界充实着他的每个读者。妇女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他是多么轻易和准确地觉察到年轻的、已婚的、有不良行为的、无罪的、最后是普通的女人们的感情。同样可以说,任何读托尔斯泰作品的男人也是一样,迟早你会在托尔斯泰的某一个人物中发觉自己的一系列情感和内心活动。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公爵都感觉到这一点。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思维超出了阶级的甚至是民族的局限而包罗万象。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托尔斯泰笔下的法兰西人就像他的俄罗斯人一样有说服力。普通士兵被他描写得像他们的将军一样完美。
托尔斯泰既懂得幸福又懂得痛苦,但当他描写某种感情的时候,他总是指出,在生活中存在着比人的痛苦和喜悦更大的力量。他说,痛苦、爱情、义务、勇敢精神、荣誉、怯懦、羞耻──所有这些都还不够。实际上他是说,在这些感情之外,有某种生命力在影响着我们,并且正像萧伯纳一样,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相信这个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你总带着那么一种仿佛亲身经历了现实生活中的某种东西那样的感觉去读托尔斯泰的任何一部作品。这生活变得比书还大,它成了你的经验的一部分。
托尔斯泰是不需要墓志铭或者纪念碑作为永远纪念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的。他的文学创作——就是他的墓志铭和纪念碑。只要人们还有能力读,只要男人们和女人们还能够爱、笑、哭、受折磨和非常愿意互相了解,那么,托尔斯泰现在就仍然活着,像过去曾经活着和将来也会活着一样。
(选自《英国作家论文学》,刘保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