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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改革要考虑大多数人的问题——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访谈

作者:温儒敏 

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之后,各地已经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几套新的高中语文教材,并在部分省区试验,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但也碰到一些新的问题,引起一些讨论。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的执行主编温儒敏教授。    

记者:最近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革举动比较多,引发了关于语文定位的探讨。您觉得语文教育基本的功能应该是什么?    温儒敏教授:中学语文教学的定位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他的道理。但有一点首先要问,高中毕业后很多人不一定继续上大学,即使上大学,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也主要不是从事中文专业的工作,那么他们对语文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中学语文改革应该考虑大多数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他们基本的读写能力,特别是阅读的能力,还有一般信息处理和文字表达、语言交际的能力。这是中学语文最基本的功能。   现在我们讨论语文改革,比较多的声音是关于人文性,讲素质教育,培养审美的能力,毫无疑问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前注意不够,现在多讲讲,有必要。但是不能忘了语文最基本的功能。如果学习多年语文,基本的读写能力没有过关,学生日后找工作都会有困难,甚至连谋生都会有问题。所以还是要强调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不过,工具性是更基础的,人文性要渗透其中。现在众口一辞在抨击应试教育,其实,这并不都是语文教学的错,也不能将语文的工具性和基础训练一概说成是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和个性化学习是必要的,但不能离开语文教学规律和基本的要求,否则所谓素质教育也可能是虚的,不落实的。中学语文改革的争论太多,谁都在抱怨,谁都插得上嘴,但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我主张还是务实一点,回到朴素的立场,多一些调查研究,看到底社会上多数人首先要求从语文课学习中得到什么,这个清楚了,定位清楚了,再来讨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就更有针对性。中学语文肯定要改革,但步子稳一些 为好,要考虑国情,考虑大多数学生的需要,不能只盯着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应当更多的关注多数学校包括农村一般中学的教学资源和条件。 

  记者:但是大家觉得语文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语文主要承担素质教育的任务,而且太过强调模式化的训练会不会不利于培养孩子想象力以及对文学的感觉? 温儒敏教授:语文当然有素质教育功能,但不能简单认为语文教育就等于素质教育。从学科来讲,语文包括“语言学”和“文学”两部分,语言学比较接近科学,而文学则是艺术,前者偏重工具性,后者则偏重人文性。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提高读写能力是他们学习语文的起码要求,先要学会掌握语言表达的工具,然后才是审美呀、素养呀等等方面的要求,后者相对是比较“奢侈”的东西。就像一个家庭首先要要满足基本的生活,然后再谈得上艺术欣赏等等。当然,这两者很难分开,教学中应当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在学习读写技能的同时,所谓感情、态度、价值观很自然也从中得到培养。但实际上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追求又往往是有分工、有偏重的。而且必须意识到,语文课要解决读写能力,实践性很强,必须有反复的训练和积累,训练的过程不可能都是快乐的,甚至也不可能都是个性化的。希望语文学习全都变得很快乐,或者所有学生都很喜欢,那只是一种理想。语文和其他科目一样是一门学科,有它的学习和教育的规律,有最基本的要求和规范。把语文功能无限制地扩大,好像很重视语文了,到头来可能“掏空”了语文。过去我们这方面的许多教训很多,不能忘记。  请容许我这里大声呼吁要为语文课“减负”,我所说的不止是减轻学生学习“量”的负担,而是先要减轻语文本身的“负担”,不要把什么东西都交给语文来承担。要求语文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审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爱国主义……这就难办了,负担太重了。更不能把现在社会道德低下、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教育,不能夸大语文教育的功能。我们讲语文有人文性,那也是在语文教育基础上体现的人文性。现在有些人主张以“文学代替语文”,是所谓“文学主义”,其实也是夸大了文学的功能,那大都是搞文学的朋友们的一种设想,“可爱而不可行”,不切合语文教育的实际。   记者:据说您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依您看,要实现语文课的基本功能,语文教材应该怎样改革? 

温儒敏教授:教育部前年颁布的“新课标”要求语文课包括必修和选修两大部分,必修是更加基础性的,此外还有选修课,例如文学鉴赏、文化论著选读、新闻和传记,等等。这是一个新的改革思路,既保证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又考虑学生不同的学习兴趣和发展的要求,利于个性化的学习。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大中文系合作,按照“新课标”要求编写新的高中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体系和结构都有较大的改革,但并非一味逐新,过去好的教学经验还是积淀下来了。其中必修教材编写还是强调阅读、写作以及口语交际能力的基本训练,保证学生共同的语文基础。必修课共5册,每一册都设计了“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和“名著导读”几大板块,注意引导学生去鉴赏、思考与领悟,反复梳理学过的语文知识,在训练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方面下很大功夫。必修课的重点比较明确,就是解决绝大多数学生共同的语文素养问题。而选修课则比较开放,计划有十多种,包括中外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体的名作欣赏、中外文化名著选读、新闻与传媒素养、影视文化,传记选读,汉语知识,以及写作,等等。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校具体情况选择开其中若干门课,学生可以自由选课。这套新的语文教材,在保证大多数学生达到基本的语文能力的前提下,为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拓展了更大的空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与学习主动性,而且所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也尽可能得以实现。目前全国已经出版有5套按照“新课标”编写的新的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社只是其中一套,正在4个省区试验。试用已经有一年,受到许多学校师生欢迎,也碰一些问题,例如课程与教材改革后如何面对高考、选修课的师资培训等等。已经迈开这关键的一步,不断探索取得经验,我想改革前景总是好的。   记者:语文考核的问题也一直是大家关心的,标准化的考试对语文合适吗?有些很有天份的学生,平时可以写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是高考作文却考砸了,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温儒敏教授:语文当然也要有相对标准化的考核。前面所说的基本的语文素养,包括语文知识和读写的基本技能,是可以通过相对标准化的考试来测试的。比如古文的学习,要求高中生大致能读懂比较浅显的古文,对承载我们民族文化的古文起码有些初步的了解,教学大纲都有相应的明确要求,甚至连掌握多少个虚词,背诵那些段落,都有要求。考试时对这些知识与技能就可以做量化的评测。对基本的语文知识,完全可以进行相对标准化的测试的。不能一讲人文性,一讲个性化学习,就不敢提标准化,连基本的训练和考试都放弃了。但作文就有些特别,是更加要求表达个性创造性的,考试评测比较难做到完全标准化。现在高考作文阅卷最头痛的还是作文。为了保证公正性,不能不设定一些标准,比如切题多少分,结构多少分,文字表达多少分,等等。因为每个阅卷老师也有他的“个性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评阅很多作文,如果不设定相对统一的标准,那就很难操作。所以尽管标准化本质上并不适于评测作文,但对于高考这样的大考来说,相对的标准化又是必要的,对大多数考生来说,这才比较公平。这些年来很多人不断批评高考,但高考在目前还不可能废除,我们只能尽量改进高考,要很务实地讨论问题。 前年南方某省高考有一位“小作家”的作文也没有得到好的分数,某些作家就此猛烈抨击高考标准化的弊病。其实这可能是比较个别的例子,也可能判卷是有问题,太过“个性化”的作文反而被看作不合“规矩”,但是不能把这种例子引发的问题扩大化,进而推论高考作文评测标准化是要不得的。考试总有规范性,语文考试也是面对大多数人的,公正性是相对的。当然,语文高考也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改革。比如现在考题的题型花样太多,变化太多,会让考生紧张,甚至无所适从。如果考题朴素一点,每个人都能有所准备,就看发挥的好不好,也许更能考出水平,而且也可以抑制高考复习中的“题海大战”。近时有的学者主张大幅度提高高考作文的分值比重,比如从满分60分提高到90分,其意图是强化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测试,反对考试的标准化。但这不一定合适。作文虽然最能考出综合能力,但考虑到作文评阅的确难免会有一些“非标准”因素,为了保证大面积的公正性,恐怕作文所占分值比重也不宜过大。语文高考命题和阅卷是一门学问,应该上升到理论的科学的层面,要调查分析社会接受程度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我们那么大一个国家,要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对语文高考缺乏真正科学的研究,这也是个问题。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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