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
专家与通人（转载）
2012 年 12 月 29 日 , 陶妙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探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宗旨和制度建设的盛期，尤以此篇文
章引发的震动为甚，时人和后人均以“轰动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形容之，可见其观
点鲜明，眼光独到，批评犀利，切中要害。
专家与通人
雷海宗
专家是近年来的一个流行名词，凡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希望能成专家。专家的时髦性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学问全境就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各门各科不过是由各种不同的方向与立场去研究全部的宇宙人生而已。政治学由政治活动方面去观察人类的全部生活，经济学由经济活动方面去观察人类的全部生活。但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各种自然科学对于宇宙的分析，也只有方法与立场的不同，对象都是同一的大自然界。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死抱一隅之见的人。如牛顿或达尔文，不只精通物理学或生物学，他们各对当时的一切学术都有兴趣，都有运用自如的理解力。他们虽无哲学家之名，却有哲学家之实。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这一点总是为今日的一些专家或希望作专家的人所忽略。
假定某人为考据专家，对某科的某一部分都能详述原委，作一篇考证文字，足注能超出正文两三倍；但对今日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面完全隔阂，或只有幼稚的观感，对今日科学界的大概情形一概不知，对于历史文化的整个发展丝毫不感兴趣。这样一个人，只能称为考据匠，若恭维一句，也不过是“专家”而已。又如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一个人，可被社会崇拜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他的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
再进一步。今日学术的专门化，并不限于科门之间，一科之内往往又分化为许多的细目，各有专家。例如一个普通所谓历史专家，必须为经济史专家，或汉史专家，甚或某一时代的经济史专家，或汉代某一小段的专家。太专之后，不只对史学以外的学问不感兴味，即对所专以外的史学部分也渐疏远，甚至不能了解。此种人或可称为历史专家，但不能算为历史家。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若真欲明了，却非注意全局不可。
今日学术界所忘记的，就是一个人除作专家外，也要作“人”，并且必须作“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这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专家，而不是通人，一离本门，立刻就要迷路。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若一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地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抗战期间，各部门都感到人才的缺乏。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才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做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其难真是有如登天。今日各种的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做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时会也可谓空前；生今之世，而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最初发表于1940年2月4日《大公报》重庆版）
选自《大学精神》，杨东平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历史学教授及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长等职。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历史的形态和例证》、《中国通史选读》等著作。
导读
这是一篇谈论治学上的“专”与“通”关系的短文，同时也是一篇谈论治学与人生关系的大文章——蕴含着大的思想容量。
文章抨击了当日学术界崇尚专家之弊，于是拈出“通人”一义，将人生与学术打通。所谓“通人”，不但在专业以外注意学问全境，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是学问上的“通人”，在生活上，则更应是“全人”。作者所论直指问题的核心，实乃见道之言。而“精神偏枯病”的提出，也是一语中的。
为造就“通人”，关键在力倡“通才教育”。雷文发表的次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发表著名的《大学一解》文，也明确指出：“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与雷海宗后先呼应。
作者当年指出的教育的弊病，不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未能改正，反而愈演愈烈，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为人们所警觉，因而有了“素质教育”的提倡。实际上，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可惜无论是民众还是主其事者，往往急于眼前的功利，而忽视了根本性目标。正是因社会的强大的功利性压力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求学与治学者往往忘其根本，难脱眼界狭窄、专而不通之弊，进而导致精神偏枯，人生亦复支离破碎——本文所论不但解惑启蒙，而且切中时弊。
大学的宗旨，始终应是培养身心俱足、健康发展的全人，通识教育、全面教育、通人教育、全人教育，自应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此文最后一语，饱含激励之慨，表露了作者的拳拳之心。今天学子读之，难于撼动体制巨厦，则首当反求诸己——求为学术上的“通人”与生活上的“全人”。
有人形容作者为“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作者既有西方学术的严格训练，又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其文立论正大，说理充分，逻辑严密，遣词运句言简而意赅。
思考与讨论
1、何谓“通人”？就你所研习的学科，举出三两位学者来例证之。
2、学术上的“通人”与生活上的“全人”是怎样的关系？如何不害“精神偏枯病”？
3、就你个人来说，如何摆脱专业课程的局限，“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4、随着知识大爆炸，“通”是否还有可能？今天可能有的“通”应是怎样的？
平行阅读
此文既写雷氏，所论亦与雷文宗旨相同——雷海宗本人即是“通人”。相互参读，可有三重收获。
中西史学一通人
——读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有感
陈乐民
最近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蓬莱阁丛书”中之一种“雷海宗撰《西洋文化史纲要》。翻阅之余产生了一些感想。
雷海宗这个名字，有好几十年极少有人提起了，现在的中青年人更少知道他。在上个世纪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清华园，雷海宗在学生中是与潘光旦、梁思成、陈岱孙、冯友兰等等许多教授齐名的。当年我非要上清华大学不可，主要就是因为清华园里有这些受人推重的学者。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了。雷海宗便是梅先生所说的那样的“大师”。
“院系调整”后，清华文科名师当然都“分流”到其他高校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去了；大部分到了北京大学；雷先生则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这是南开大学的幸运。不过几年后，雷先生也和许许多多的老学人一样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摘了帽子，没几年，雷先生就辞世了。他没有赶上“文革”，否则也难逃此劫。
这份《西洋文化史纲要》是雷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的讲课提纲，当时正是武大的鼎盛时期，名师如云。这可不是一般的讲课提纲。它有纲有目，纲举目张，每纲每目的下面都缀上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有些历史基础的人，一看眼前就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幅生动的西洋历史长卷。我没有听过雷先生的课，据为这本书写“导读”的王敦敏先生说，有人形容雷先生是“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看了这份“纲要”，竟使我感觉到，雷先生就在眼前讲课。
这份七十年前的讲课“纲要”把西洋文化史分为酝酿时期、封建时代的盛期和末期；旧制度时代和欧美文明时代。这种分期法与习惯的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有所不同，更加凸显了文化和社会的变化。雷先生在“封建时代”之后添了一个“旧制度时代”，而不是从封建时代一下子跳进近代，这是因为在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后，欧洲大陆确实出现了一段“君主专制国家之兴起”的时期；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相当于十七、十八世纪，“新科学之初兴”、“新哲学之初兴”、“新文学之初兴”同时登上了西洋的历史舞台，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向新时代的召唤，表明“旧制度时代”注定要被新的文明时代所取代。
雷先生在“旧制度时代”之后径直进入西洋文化的“欧美文明时代(1815年后)”从而完成了雷先生的西洋文化史的完整体系。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最后一章“西洋文化之新局面与新趋向”的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大转机，(A)西洋文化势力之普及全世——势力且将日增；(B)西洋文化命运与人类命运之打成一片。”原无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雷先生在七十年前已经触及了“全球化”的问题。
很可惜，这只是一份讲课的“纲要”，并不是讲稿本身。听上过雷先生的课的人说，雷先生是不照本宣科的，上得讲堂，先把从何年到何年，相当于中国的何朝何代写在黑板上，然后就开讲。因此没有写出的讲稿传世。但就只这本“纲要”，印成书已近四百页，而且才气四溢。
雷先生是兼通中西的，他在教西洋史的同时还开过中国古代史，如先秦史、秦汉史等课。那个时代的学者，都是学兼中西的，即使是理工科的教授也都有相当坚实的文史科学养。中国的近代教育本来是重视“通才教育”(liberaleduation)的，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单就史学而论，分科即相当的刻板，治中国史的，粗知世界史已不错了；治西洋史而懂中国史的，可以说几乎是凤毛麟角。而在世界史一科，又细分为国别史，几乎互不相涉。近来更有一种现象，蜂拥般地投向“美国史”，并且无论有无主客观条件，都去弄“中美关系”，这从一些高校史学系的博士、硕士论文的题目中可窥见这种畸形现象的漫延。我想，原因固然很多，但原因之一可能也是长期以来忽视“通识教育”、分科过细、泾水不犯渭水、急功近利、追逐“热门”的一个结果。好比一个口腔医生，只会看“门牙”，不会看“槽牙”，你以为这位牙医是称职的么？这是事关教育的另一问题，此处不赘。不久前看到钱伟长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他主张拆掉某些科系之间的“墙”。我非常拥护。
在西洋史中，中世纪是头绪最多、最难梳理的，但它却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史期。我个人对之倾心久矣，以为那是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长时期；欲在深层理解近代，那是不可绕过的。但我“眼高手低”，力不能胜，只能“述而不作”而已。西方史学界也把中世纪当做一门“攻坚性”的学问，足见其难。雷先生负笈域外，实际上综合了西方学术界当时最新成果而出以己意，他的讲授“纲要”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他称之为欧西“封建时代”从“盛期”到“末期”的中世纪。其眼界涉及这个长达十世纪之久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农业和工商业、基督教教会和文明、“神道学与书院哲学”（今所谓神学和经院哲学）、科学与教育、市民社会之诞生等等的演变，条分缕析，眉目昭然。如果有幸亲临雷先生设帐，一定会觉得那就相当于一部欧洲中世纪的“百科全书”。
雷海宗先生执教鞭几十年，虽少有专著，但论文甚丰，广涉中西文史诸科。（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在论及先秦时期的“外交赋诗”时，特引用了雷先生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把鲁文公十三年郑、晋、鲁、楚诸国国君以赋诗为媒介相互应答的情景，写得简洁而又生动，可征雷先生的史学造诣是有着深厚而纯熟的国学根底的。）他的讲课，如当时有人笔录（这样的人如健在也有七八十岁了！），加以校核整理，定是史学中的一本经典。我还想，如果有哪家出版社把雷先生的论文汇集起来，包括讲课笔录（如果有的话），辑印成书，亦当是一件嘉惠后学的善举。
选自《博览群书》2002年第5期
《专家与通人》雷海宗教师手册
一、教学目标
1.知晓何为“专家”，何谓“通人”。
2.把握文章既讲“专”与“通”、又论治学与人生关系的内涵。
3.把握文章既涉及大学教育、又关涉学子选择的特点。
二、教学要点
1.何谓“专”，何谓“通”。
2.专、通之关系。
3.人生之“全体”、生活上的“全人”、学问上的“通人”，所指为何。
三、文本详析
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培养和制度建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界学者教授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不少人──多是教授又兼大学行政职务者，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均发表了有关文字，表达了很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在大学之通才教育方面，议论很多，在实践上也有宝贵的探索和尝试。其中，尤以雷海宗这篇文章引发的震动为甚，时人和后人均以其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轰动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形容之。可见其观点鲜明，眼光独到，批评犀利，切中要害。
文章首先指出，“专家”一语流行，成为时髦和大学求学者追求的目标“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然后辨析了学问各科与学问全境的关系，指出学问“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凡有划时代贡献者，无一是“死抱一隅之见的人”，如牛顿或达尔文，“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是通人”。于此拈出“通人”一义。
我们看到，作者对所谓“专家”实无好感。他尖锐指出“专家”“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实患有“精神上之残废”；即便单就学问而言，某一领域的专家对学问“若真欲明了，却非注意全局不可”。作者又抨击了当日学术界崇尚专家之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做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至此，文章将人生与学术打通。即：所谓“通人”不但在专业以外注意全局，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是学问上的“通人”，在生活上，则还应是“全人”。这真是见道之言！直指问题的核心。
作者接着讨论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的密切关系：课程为求“专精”，舍本逐末，而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更难以再求旁通，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而抗战也好，长远目标也罢，“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这实际上是在力倡“通才教育”。
所谓“通才教育”，即是主张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的应该是“通人”，而不是“专才”；在大学本科阶段，不应过早地追求专门的知识（专识），而应首先接受“知类通达”的“通识”教育；学校应给学子们以“通识”的滋养，在四年左右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属于普通教育，以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雷文发表的次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发表著名的《大学一解》文，也明确指出：“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与雷海宗先生后先呼应。
雷氏文章的最后一段，似是对着大学生而讲：做学问，大学生的在校时期、20岁前后，最是关键，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养成。此时若能立下广泛的兴趣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针对20世纪学问发展现状，即便不能百科精通，“但对一门（学问）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精神偏枯病”的提出，一语中的。最后一语，与全文风格有别，饱含激励之慨，无意中表露了作者的拳拳之心。
不幸的是，作者当年指出的观念上和教育实践上的弊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未能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主其事者往往急功近利，而完全忽视了先贤早已经指出的基本宗旨。正是社会的强大的功利性压力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导致求学者与治学者往往忘其根本，难脱眼界狭窄、专而不通之弊，进而导致精神偏枯，人生亦复支离破碎──本文所论不但解惑启蒙，而且切中时弊。
随着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迅猛增加，知识分化现象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专业知识的获取，接受教育更是全为谋生手段；专业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于是大行其道，而人文学科地位则呈下降趋势。实际稍具长远眼光，即可知晓，单重实用科技，缺少必要的人文熏陶，远非全面教育、通人教育，恰是“精神偏枯病”的病源。无论何时，大学的宗旨，始终应是培养身心俱足、健康发展的全人，通识教育、全面教育、通人教育、全人教育，自仍应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
雷海宗先生此文，既是一篇谈论治学上的“专”与“通”关系的文章，篇幅不长；同时也是一篇谈论治学与人生关系的文章──蕴含着大容量的思想资源。今天学子读之，难以撼动体制巨厦，则首当反求诸己──求为学术上的“通人”与生活上的“全人”。前者指在所学专业以外，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后者指借“旁门”（主要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知识和精神，求得彻底的智慧，滋养自己的身心，养成远大的眼光、优雅的品格风趣嗜好，以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如此才可避免“精神偏枯病”。
不禁有人会问：在知识爆炸的今日，求“通”、求为通人，是否还有可能？今天可能有的“通”应是怎样的？这问题确实值得学习者结合现下实际思考、讨论。简言之，各人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求为通人的精神是共同的；“通”之内涵会有变化，但其境界仍值得追求；放宽视界，调整自己的求学目标乃至生活理想，任何形势下都是必要的。
有人形容作者为“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作者接受过有西方学术的严格训练，又具深厚的国学根柢，其文立论正大，说理充分，逻辑严密，遣词运句言简而意赅。这也是值得我们细心揣摩和学习的。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何谓“通人”？就你所研学的学科，举出三两位学者来例证之。
不但在专业以外，注意全局，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而且是生活上的“全人”、学问上的“通人”，眼光远大。
举例时应以本国学者为主。
2、学术上的“通人”与生活上的“全人”是怎样的关系？如何不害“精神偏枯病”？
前者指在所学专业以外，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后者指借“旁门”（主要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知识和精神，求得彻底的智慧，滋养自己的身心，养成远大的眼光，优雅的品格、风趣、嗜好，以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如此即可避免此病。
3.就你个人来说，如何摆脱专业课程的局限，“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各人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其精神是共同的；在所学专业以外，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其他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
4.随着知识大爆炸，“通”是否还有可能？今天可能有的“通”应是怎样的？
“通”之内涵会有变化，但其精神仍值得追求。
宜引导学生结合现下实际思考，既可以谈学校教育的问题，更应谈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求学理想。
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雷海宗，原名雷得义，字伯伦，1902年6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1919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22年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历史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2年病逝，享年仅60岁。
雷海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毕生从事中国史、世界史及史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在35年的大学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译著有《克罗奇的史学论》（30年代前期）、《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等史学论文多篇。
雷海宗的治史特点，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史料，自成体系。强调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真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受德国史学家施本格勒（1880—1936）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他还着重于从当今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他主张中国的史学家应吸取外国先进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
其他参考资料
1.其他专家言论
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318～3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梅贻琦教育论著选》，24～2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146～147页）